[论译者主体性与中医术语英译的关系] 译者主体性

咪乐|直播|平台|新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摘 要:作者以中医术语为例,从语义学的角度探讨译者主体性与术语翻译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译者不仅要把握与权衡中医术语的字面含义与学术含义,而且要掌握足够的语义学、术语学与中医学等跨文化与跨学科知识,才能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创造出成功的中医术语译名。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中医术语,语义学,字面含义,学术含义
  中图分类号:N04;H059;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2)01-0024-04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and TCM Term Translation
  QIU Hemin
  Abstract:This author probe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and TCM term translation from the semantic approach.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translators are required not only to make the right choice between the literal meaning and the scientific meaning of TCM terms, but also to produce the appropriate versions with a good knowledge of semantics, terminology and TCM.
  Keywords: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 TCM term, semantics, literal meaning, scientific meaning
  
  引 言
  中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国传统科学中少数能完整地保留至今并在当今以自身独特的体系继续不断发展的学科,她凭借其独特的学术体系影响着当今世界,并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认可。
  丰富的中医理论离不开独特的概念,而其概念源于大量的术语。总体而言,我国现有的绝大多数自然科学的术语译自外语(主要是英语与俄语),对中国的现代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饱含浓郁民族特色的中医术语始于先秦,经过几千年的历时演绎,中医学已发展成为富含“国情”的医学体系,其术语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文化密切相关,富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很大一部分术语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对应的译词。中医走向世界,术语翻译无疑是巨大的障碍。多年来,中医翻译研究一直偏向于医古文文本与译入语英语文本之间关系,循着从文本到文本之路,较少探讨在翻译实践中起主导地位的译者作用。
  基于多年中医翻译实践的经历,笔者试图从语义学角度解读中医术语的内涵,结合中医术语的特点,提出在翻译实践中要积极发挥译者主体性的作用,以探讨译者主体性与中医术语翻译的深层关系。
  一 译者主体性的界定
  基于翻译本身的复杂性,国内译学界对什么是翻译主体还众说纷纭。许钧认为[1],译者是狭义的翻译主体,而作者、译者与读者均为广义的翻译主体。杨武能则认为[2],作家、译家与读者都是翻译主体。
  笔者对上述观点均表示异议。第一,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对由“在场(presence)的形而上学”与“语音中心主义”构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文字使作者与作品相分离,封闭的在场就被解构(deconstructed)了。这就表明,文本一旦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作者就失去了说话的当下性。由此看来,作者不能充当翻译主体[3]。
  第二,尽管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论关注读者对文本的建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在译者所提供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二度解读而产生的,其反拨作用十分有限。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翻译的唯一主体,而作者是创作主体,读者是接受主体,它们三者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平等的主体间性关系”[4] 。
  有学者这样总结:“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5]这样看来,译者主体性虽然具有自主性、目的性与能动性,体现的是一种十分活跃的、个性化的创造意识,但它同样受到相应客体不同程度的制约。将这种主体性的核心引入中医术语英译领域,不仅可指导中医翻译实践,而且能丰富翻译理论,有助于把握中医术语文化内涵。
  二 从语义学看中医术语
  术语是指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它跟普通词语的区别在于:术语的语义外延(denotation)是根据所指(signified)的关系确定的。换而言之,它跟能指(signifier)没有直接的附属关系。根据术语学规定,术语一般具有单义性(univocal)与单一指称性(monoreferential)的定义要求。现代语义学认为,概念是逻辑思维的主要形式,是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思维产物,语义是客观事物在语言中的反映。俄罗斯学者谢尔巴指出:“任何一种语言的绝大多数概念词与另一种语言的概念词毫无共同之处,只有术语是例外。”[6]不同语言之间的语义内涵(semantic connotation)有宽窄之分,语义范围有大小之别。
  中医术语是指中医里确定某个概念时所使用的专门语汇,它是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中医概念与原理的基本表述单位。一般认为,中医术语包含两层含义:字面含义(literal meaning)与学术含义(scientific meaning)。语义学家往往着重研究其字面含义,中医学专家较多注重其学术含义,翻译研究学者则必须兼顾其字面含义与学术含义。
  中医术语的字面含义是由构成该术语的每个汉字以及由这些汉字结合而成的句法规则(syntactical rules)共同决定的含义,而其学术含义则取决于专业定义。据现代语义学,术语的字面含义是其学术含义的语言基础,术语的学术含义不能游离于字面含义而独立存在[7]。就内容而言,中医术语的学术含义应该比字面含义更为丰富;其次,中医术语的学术含义应该与学术的字面含义保持一致,并只能在其字面含义基础上加以科学的界定而形成;再次,中医术语的学术含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内涵(connotation)通常会随着学术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譬如,《黄帝内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太阳为开,阳明为阖, 少阳为枢。”这里共出现了三个中医术语“太阳”“阳明”“少阳”,若光从“字面含义”看, 似乎与天气天文有关。其实它们是传统中医学里辨证分析病证的术语,表示疾病的深浅程度与邪正盛衰, 以揭示外感病邪侵入人体的病机变化与传变规律。译学研究者必须同时考虑字面含义与学术含义,一般分别将其译成greater yang、 bright yang、 lesser yang。
  三 译者主体性在中医术语翻译中的能动作用
  中医术语门类繁多数量庞大,具有以下的特点[8]:(1) 历史性;(2) 人文性;(3) 定性描述;(4) 民族性;(5)传统性;(6)抽象的概念由具体的名词来表述。译者翻译时须借助语义学、术语学、中医学等知识。
  中医翻译因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医理论的深奥玄密而变得“趣不乖本”与难以“曲从方言”(汉朝佛经翻译的经验),著名英国翻译家魏?杰(Nigel Wiseman)就说,世界上恐怕很少有几个人能够,甚至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从译者的角度看,英语里缺乏中医术语的对应语,这既是面临的最直接与最现实的难题,但同时也是最能发挥主体性的地方,因为成功的译文主要取决于译者如何设法选取合适的译入语。
  1.尽力把握好中医术语的学术含义
  例如,中医术语“贼风”,从词源学看由“贼”与“风”两个普通的汉字组成,起初有译者望文生义,把它翻译成thief-wind、evil wind与 thievish wind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上这样描述“贼风”:“自孔隙透入之风,易致疾病,故称贼风。宋王衮博济方四胎产:床头厚铺?褥,遮障孔隙,免有贼风所伤。”[9]这其实还是语义学上所指的字面含义。而作为中医术语,其学术含义主要指“能引起四时季节性疾病的病邪”(it refers to all abnormal climatic changes and exogenous pathogenic factors, which may attack and harm the human body without being noticed)。译者在参照“贼风”的字面含义时,要更多考虑其中医学术含义,因而经过不断改进,目前形成了pathogenic wind这个比较科学的译语。
  又如,针灸有众多穴位(acupoint),其中“远道刺”一词源于《灵枢•官针》:“远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输也。”它指“身体上部有病痛取用肘膝以下阳经的穴位进行治疗”[10],因其针刺穴位距离病灶较远而得名。从语义学看,可把“远道”与“刺”当作两个意群处理;就术语学角度而言,“远道刺”的字面含义比较明确,可理解为“距离比较远的针灸疗法”,其学术含义指“对离患处较远部位进行针刺的方法”。据此,似乎可译作remote needling,distant needling,distal needling等,但如从中医学术含义考虑,distal一词本身包含了“远侧、远端、末梢、末端”等与医学相关的内涵,所以译为distal needling最接近本义。
  2.字面含义与学术含义的取舍
  医古文含义丰富,行文简洁,语义大多呈提示性,英译时提示性术语往往变成了明确的陈述,这给译者带来很大的挑战。如术语“纯阳之体”,如果光从字面含义去理解,就恐怕很难联想到它与“小儿的体质特点”有关,其学术含义特指“小儿正处于阳气盛发、生机蓬勃之生长期”。有的译者把它译成 infantile body, 从语义的内涵与外延来看,意义不够明确,而译为body of pure yang 更贴近“纯阳之体”的学术含义,因为infantile body没有指明“小儿充满生命活力,茁壮成长”的核心内容。
  针灸学里有“交会穴”,指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经脉交会通过的穴位,大多分布在头面与躯干部位[10]。该术语字面含义与学术含义都比较明确,而且也比较靠近,在这种情形下,主要取决于译者对译入语英语近义词的取舍。现在常见的译法有confluent acupoint,crossing acupoint、convergent acupoint等[11]。据《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confluent一词解释为“汇流的,汇合的;尤指两条河流的合流点”,而“交汇穴”的学术含义是“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经脉交会通过的穴位”,与confluent正好吻合,以此看来,可译为confluent acupoint。
  3.努力保留中医术语固有的文化异质
  中医术语的特点往往要求译者在努力保持那些中医学固有的文化特质,特别是要竭力保留中医学有别于现代医学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有些中医术语似乎能在西医里找到对应的术语,出于方便或其他因素考虑,译者可能会自然而然的选择该“对应语”,其实,这种简单的处理办法很有可能会导致中医术语文化异质性的丢失。 如“郁证”从表面上看好像与西医术语“抑郁症”相同。其实,在中医语义语境下,“郁证”的学术含义是“因情志不畅、气机淤滞而引起的征候”,译者只有准确把握这层核心意义,才有可能从译入语里重新构建较为妥帖的译名,可以译为stagnant syndrome或depressive syndrome,尤其是stagnant,从语义学的学术含义看带有中医的原质标记。有译者提出译为melancholia,也未尝不可,但不是理想的译语:第一,它在学术含义方面与中医“郁证”只是存在部分重叠,并且导致该症状的病理原因也很不相同;第二,作为术语,melancholia似乎有一点西医色彩,它表示“以情绪低落与莫名恐惧为特征的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 marked by low spirits and fears that have no real cause),而“郁证”则有明确的致病原因,抹杀了中医术语的异质性。
  另外有些中医术语,特别是临床上涉及疾病名称的术语,会有相近的西医学术语,这时译者须慎之又慎。比如“劳瘵”,指的是“病程缓慢的一种传染性疾病,伴有恶寒、潮热、咳嗽、咯血、纳差、肌肉消瘦、困顿乏力、盗汗与自汗等症状”(it is a chronic infectious disease featured by aversion to cold, hectic fever, hemoptysis, cough, bad appetite, emaciation, fatigue, spontaneous perspiration and night sweat) [11],有译者根据其中医学术含义把“劳瘵”翻译成tuberculosis(肺结核)。根据《现代高级英语双解辞典》,tuberculosis的学术含义为a kind of wasting disease affecting various parts of the body’s tissues, esp. the lungs(肺结核是一种消耗性疾病,影响人体的各个组织,尤其影响肺部)[12],与“劳瘵”相比,其内涵要小得多,只是涵盖一小部分症状。而如果译为consumptive disease,则较好地包括了术语的学术含义,也能保留中医术语的个性化原质标记。
  四 结 论
  随着中西方在中医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入,译者需要发挥主体性,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有效的翻译策略,使早期一些较为复杂冗长的译语趋向于中医英语术语。一方面,译者需要把握字面含义与学术含义的不同,为此就需要精通英语与医古文、熟悉中医基本理论、通晓传统与现代翻译理论、掌握术语学要旨;另一方面,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源语医古文、目标语英语、语境、历时性与共时性等许多因素的制约。译者需要努力协调好上述各种关系,在实践中创造出比较理想的中医术语译名。
  中医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科技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更偏向于文化翻译,因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如老庄、孔孟学说)天生就具有悠久的渊源关系,蕴含着不可分割的深邃哲理。译者在具体翻译实践中须根据实际情形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由于中西文化及中西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许多概念很难在英语里找到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对应语,运用几种翻译方法来翻译一个中医术语已经成为较普遍的现象。
  
  参 考 文 献
  [1] 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9-11.
  [2] 杨武能.再谈文学翻译主体[J].中国翻译,2003(3):10.
  [3] 裘禾敏. 论后殖民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J].浙江社会科学,2008(3):87-88.
  [4] 陈大亮. 谁是翻译主体[J].中国翻译,2004(2):6.
  [5]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22.
  [6] 黄建华. 双语词典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7] 冯志伟. 现代术语学引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8] 朱建平,王永炎.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之我见?[J].科技术语研究,2005(1):18.
  [9]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辞源[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0]《中医大辞典》编辑委员会.中医大辞典[Z].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11]李照国. 中医英语1000中级词汇速记[Z].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0.
  [12] 霍恩比. 现代高级英语双解辞典[Z].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

百度